1965年至今：澳洲华人学生面临的种族歧视与职场挑战

1965 年的时候，澳广的《Four Corners》栏目在墨尔本对多名华人学生进行了采访。

当时，澳洲仍处“白澳政策”下，对华尚未建交。

一名学生称，自己感觉有些不被接纳。在各个方面都能感受到种族歧视。尽管澳洲的大多数人都很友善，但还是时常会碰到行为恶劣的人。

找地方住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种歧视。想找工作的时候，有时也会遇到这种歧视。另一名学生说。

1965 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Four Corners》进行了一次采访。

研究表明，时隔 56 年（1965 - 2021 年）之后，仍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华人感受到被区别对待，在职场环境中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有受访者表示，这让她“看不到未来”。

“我对这间公司而言，可有可无”

留学生 Dylan 是北京人，于 2017 年来到澳大利亚。他曾经从事过许多工作，然而，想要找到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全职工作却总是以失败告终，始终被“身份问题”所阻碍。

投了很多简历，数量达到上百份。收到了不少 offer。然而，每当最后问到 PR 的时候，就没有后续的进展了，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澳洲国际教育协会（IEAA）发布的数据表明，在疫情开始之前的 2019 年，持临时签证的毕业生的就业率非常低，仅为 40%。

Dylan最终进入了一家西方人的公司。他原本准备在这家公司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抱负。然而，18 个月之后，他却选择了毫无保留地辞去这份工作。

他告知记者，他长期从事着最为基础的工作，这让他内心感到压抑。并且，西方同事总是“甩任务”给他，这最终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有一些任务完成不了，在距离 deadline 只剩一周的时候，突然把这些任务交给了我。两三个月的工作量，一周怎么可能完成呢？

他们的态度是，如果你觉得不爽，那你可以离开。在这间公司里，我对于它而言，并非不可或缺，似乎可有可无。

Dylan 称，在他的求职经历中，他去过银行，去过车企，去过留学机构，也干过餐厅的工作，干过零售的工作，干过送货的工作。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老板，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客人。然而，他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他崩溃了。

“哭的不是薪资，是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相比Dylan，Kelly（化名）的经历则更为糟心。

她在墨尔本生活了 20 年。她曾在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以西方人为主。是一家大型医疗保险公司。她在这家公司任职销售。

他们对我都是面带笑容，然而私下的活动却从未叫过我。她耸耸肩，似乎在表示理解，毕竟只是同事而已。

入职 3 年后，她偶然间察觉到自己的考核指标。这个指标比同岗位的西人要高出 1.5 倍。

向经理小心翼翼地求证，然而得到的告知是：“是的，由于你是中国人，所以具备双语优势。”

她称当时有些疑惑，难道会中文，自己的考核就要比别人严吗？经理说得那么理所当然，还鼓励和肯定了她。可能是因为自己年轻，竟觉得经理的话有点道理。

她告知记者，经理对她有更高的期望。她一度觉得自己应该加倍努力，并且在两年后获得了加薪。

她后来得知，虽然因为业绩出色涨了薪，但她的薪酬和普通西人同事是一样的。而且普通西人同事的业绩只是她的三分之二。

我察觉到自己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Kelly 情不自禁地去询问经理，然而，经理那种避开重点、谈论其他事情，唯独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的态度，致使她最终感到心灰意冷。

当时不知道为何就哭了。我内心很清楚，哭的并非薪资，而是那看不到希望的未来。她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后，没过多久就辞去了工作。

悉尼 Anderson Gray 律所的高级律师 Meghann Papais 曾指出，雇员如果因为性别这一特定特征，待遇低于其他员工，这是职场歧视的体现；雇员如果因为种族这一特定特征，待遇低于其他员工，这是职场歧视的体现；雇员如果因为残疾这一特定特征，待遇低于其他员工，这是职场歧视的体现；雇员如果因为年龄这一特定特征，待遇低于其他员工，这是职场歧视的体现。

挑刺、抱怨、责备、排挤……

澳洲洛伊研究所发布的《在澳华人》报告显示，2020 年到 2021 年期间，约有 34%的在澳华人由于种族方面的原因而遭受到区别对待。

研究咨询机构 Cultural Intelligence 之前发布的亚澳领导力报告表明，只有不到 5%的亚裔澳人得以成功晋升为高级管理人员。并且，82%的亚裔澳人都相信，文化偏见以及刻板印象的存在，成为了他们担任领导职务的障碍。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委员会的最新职场包容度指数表明，在 2021 年，有超过 27%的澳大利亚人目睹过职场歧视或骚扰，或者他们自己曾经历过职场歧视或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