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斯图加特汽车工业危机：索菲亚亲历经济滑坡与政府信任流失

索菲亚生活的地方在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一带，这里是保时捷与奔驰的诞生地。然而在近几年，这座曾经让人感到骄傲的汽车工业中心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索菲亚从生活到工作都一直沉浸在汽车文化中，她深切地体会到了传统产业所面临的危机，同时对经济滑坡也更为敏感。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是联邦政府的信任流失。让她深受触动的是，如今围绕政府政策的讨论比过去 20 多年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激烈。

去年 12 月，“债务刹车”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自民党、绿党组成的“交通灯”执政联盟提前破裂。经过信任投票和总统确认，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被提前到 2 月 23 日进行。在选举之前，来自八个政党的代表多次开展电视辩论，并且在不同场合就移民与经济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索菲亚向澎湃新闻表示，她从未见过德国存在如此紧张的选举氛围。最近，无论是在家庭聚会中，还是在朋友聊天时，亦或是在电视、广播以及社交平台上，所谈论的内容全都是选举和政策相关的，这使得德国社会内部的意见变得更加分裂了。

在德国议会选举的最后阶段，正在与索菲亚进行交谈。此时，柏林市中心的反右翼极端主义示威活动开展得非常热烈，有数万人大声呼喊“警惕德国向右转”，并且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骂声和呼声同时存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仅次于联盟党的位置。

中间派选民感到愤怒。德国选择党凭借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一方面获得了一些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还一度突破了德国传统政党为极右势力筑起的“防火墙”，呈现出进入“主流”的态势。

极右翼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这冲击了长久以来的共识政治。然而在索菲亚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尤其近几个月，德国多地发生了外来人口袭击事件，那些惴惴不安的选民希望能够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德国长期以来被视为欧洲稳定的支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然而，如今德国正面临考验，德国人对自身生活水平的看法较为悲观，民调显示已处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住房危机在不断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逐渐消退，对移民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在全球和地区发生剧烈动荡的时期，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呈现下滑趋势。

索菲亚认为安全感、计划性、可预知是长久以来的生活常态。然而，眼前的混乱仍在持续且不见底。她未透露自己在大选中的投票情况，只是明确表示不会支持选择党，并且认为德国仍将由主流政党执政，因为德国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国家。

2 月 24 日凌晨，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将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予以公布。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其以 28.6%的得票率在此次选举中处于领先地位，领先于其他政党并最终获胜。德国选择党得票率达到 20.8%，在众多政党中排名第二。以现任总理朔尔茨作为总理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其得票率是 16.4%，在政党排名中位列第三，并且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为惨重的败绩。

在政治话语愈发激烈的情况下，德国人的不安感在不知不觉中迅速滋生，“不确定性”开始成为另一种常见的状态。

2025 年 2 月 23 日是当地时间，地点在德国柏林。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茨在党总部。他向支持者致辞并鼓掌。这是在庆祝德国全国选举的结果。图为视觉中国所提供。

混乱的 “种子”与“爆发”

索菲亚在汽车行业工作已经有八年了。2019 年，她从德国的老牌车企跳槽到了以色列的一家服务于自动驾驶的技术公司。几年之后，她又转到了用于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她的理由很直接，一些外企在创新速度方面比德国快，并且对新技术更加开放。

索菲亚跳槽的那一年，德国汽车业正经历着“煎熬”。贸易摩擦以及欧盟排放新规对其产生了影响，2019 年德国汽车本土产量降至 23 年来的新低，而这仅仅只是危机的开端。2024 年 10 月底，大众汽车集团宣布正在考虑关闭德国的三家工厂，准备裁减数万员工，并且下调薪资，这一消息震动了全国。

大众所处的困境是德国汽车行业的一个体现。在从内燃机向电动汽车转变的变革过程中，德国缺乏关键的电池技术。同时，德国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欧洲电动汽车需求下滑、能源和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在主要市场中国的销量下降以及中国竞争对手进军欧洲等。

德国汽车迭代之难在索菲亚父女身上有所体现。她父亲那一代在内燃机时代成长，他们喜爱轰鸣的引擎，热衷于高速驾驶，沉醉于赛车文化，对舒适性关注较少。而索菲亚这一代则更注重可持续发展，期望找到更环保的方式，更加重视汽车的软件功能。

索菲亚通过对海外车企进行观察和比较，认为德国车企创新乏力的主要阻力在于风险规避观念和官僚主义。早在特斯拉进入德国的时候，很多人就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然而却始终没有采取改变的行动，这不仅拖慢了行业前进的速度，还对德国人的经济增长愿景造成了重创。

如果汽车制造不再是德国的核心产业，那我们在哪个行业能够保持领先呢？我们的优势在于工程技术，然而中国正在不断赶超，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得极为迅速。那么，德国的未来究竟在何处呢？德国信息技术分析师弗里德里希在与澎湃新闻谈及传统工业时，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他认为政府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只是过于专注于削减预算，而没有对关键产业进行投资。

2021 年上台的“红绿灯”联盟传承了默克尔时代的财政正统观念，并且一直坚持平衡预算。在德国，财政零赤字被当作一种道德神话，“债务刹车”被视为非常成功的政治产品。“债务刹车”源自 2009 年写入德国宪法的财政规则，该规则明确规定德国联邦政府不能为德国州政府举债，同时联邦政府的新增财务赤字不能超过国内 GDP 的 0.35%。

德国前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于 2017 年退休。当时，财政部有 400 多名同事都身着黑衣。他们在楼下排成一个 0 形。这是在庆祝他在任期间的标志性成就，即平衡联邦预算，此成就在德国被称为“黑零”。在财政部欢声一片的同时，民间却充满了对火车频繁晚点以及网络“龟速”的抱怨声。铁路年久失修，这是一个问题；网络基础设施落后，这是另一个问题；住房短缺，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公共投资来解决。过去，蓬勃的外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德国这种经济模式的缺陷。然而，随着国际出口市场的萎缩，其国内经济停滞的问题变得极为紧迫。

去年 11 月，“红绿灯联盟”在对 2025 年预算进行谈判。自民党领导人、当时担任财长的林纳德，一直要求严格遵守债务刹车，把削减财政赤字放在投资之前。而社民党和绿党都察觉到了公共投资的紧迫性。最终，由于林纳德被解雇，执政联盟宣告垮台。

索菲亚对朔尔茨领导的联合政府感到失望，弗里德里希也有同样感受，而原因不只是经济问题。在索菲亚的记忆中，疫情期间政府的决策使德国很多民众感到困惑和不安，“那段时间有很多悲伤的故事发生，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埋下了对联邦政府质疑的种子”。

在疫情之前的十多年生活当中，索菲亚感到周边的大多数人生活得很安逸，他们平时抱怨最多的就是天气。然而，当生活秩序被疫情所打破，俄乌冲突的影响使得德国能源价格提升，难民危机也带来了安全威胁等等。许多人对一系列从未有过的困难有了真切的感受，各种不满在这一次大选期间逐渐积压并爆发了出来，这给德国选择党提供了扩张的空间。

移民会解决问题，还是让问题更糟

如果你对当前的社会状况和发展方向不满意，那么选择党就成为了一个可供你投票支持的政党。弗里德里希对德国选择党持有抵触情绪，但他也承认该党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该党的党名中包含“Alternative”一词，其意思是另一种解决方案，正好迎合了一部分德国人寻求答案的心理。

弗里德里希 40 岁，生活在杜塞尔多夫市。2024 年的数据表明，该市约两成人口是外国国籍。他的中国女友属于这其中的一员。他本人十分热爱中国文化，给自己起名为“王飞扬”，并入驻了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对外文化交流已经融入了弗里德里希的生活，他也因此对移民环境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只要会说英语就可以。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 年德国的净移民人数为 66.3 万人。这一数字较前一年的 146.2 万人有大幅下降。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德国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而使德国总人口达到了 8470 万人的新纪录。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劳动力缺口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联邦建筑、城市事务和空间发展研究所（BBSR）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称到 2045 年，德国的劳动人口会减少 2%。

选择党支持率连年上升，外界认为不排除其在四年后进入执政联盟的可能性。弗里德里希担忧选择党的反移民政策会降低德国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他曾接触过一些选择党支持者，发现这些支持者大多为老年人和年轻男性，他们怀念过去只有德国人的德国，觉得一切都很熟悉。希望恢复传统的性别角色——女性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他的印象大致与民调数据相符。皮尤研究中心在 2024 年进行的调查表明，26%的德国男性对德国选择党持积极态度，相较于 2022 年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同时女性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为 11%。分析指出，女性更有可能关注自身和少数群体的权利，而男性更关注不太基于权利的保守价值观。

党在德国东部和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势力最为强大。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的政治学教授沃尔夫冈·施罗德向美联社表示，该党具备独特的能力，能够以清晰的方式处理问题，能够以强烈的方式处理问题，能够以激进的方式处理问题，能够以感性的方式处理问题，而其他政党无法做到这些。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支互联网政党。

2025 年 2 月 23 日是当地时间，地点在德国柏林。德国选择党（AFD）的相关人员，包括联邦主席候选人艾莉斯·韦德尔（Alice Weidel）、联邦主席蒂诺·赫鲁帕拉（Tino Chrupalla）、克里斯丁·布林克（Kristin Brinker）以及比尔恩·赫克（Bj?rn H?cke），在 AFD 联邦办公室参加 AFD 选举聚会。他们针对德国联邦议会第 21 届提前选举发表了反应。视觉中国 图

近几年，善于利用社交平台的选择党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在 2 月 23 日的时候，德国选择党在 TikTok 上的议会党团官方账号拥有的粉丝数量超过了 563800 名，而在此次大选中得票率最高的联盟党在同一平台上的粉丝仅有 27700 名。

对于弗里德里希而言，极右翼在移民问题上的声音或许会对其未来的家庭生活与工作产生影响。而对于那些移民来说，特别是在德国东部地区，已经到了需要对去留进行考量的时候。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甚至公开接纳了带有政治意味的“再移民（remigration）”，此词被理解为大规模遣返或驱赶具有移民背景的人。

德国选择党图林根州党部领导人比约恩·霍克表现得更为直接。去年 8 月，他在演讲中说道：“如果夸张一点来讲，要是我当选的话，每分钟都会有遣送移民的飞机从埃尔福特机场起飞。”不久之后，该党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成为了第一大党，这是二战结束将近 80 年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联邦州选举。选择党因为缺乏盟友，所以在图林根州没有上台执政的希望，不过它仍然能够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对政治议程产生影响。

托本·布拉加是选择党图林根州的新闻发言人且为州议员，他时常会为其领导人霍克的某些言论进行解释。在移民问题方面，他向澎湃新闻表示，一个国家无法做到在维持正常运转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同时还施行开放边境政策，这两者是无法并存的。

布拉加于巴西出生，在多元文化环境里长大，其家人大多为左翼，但他却与之不同，且坚定地支持限制移民政策。大学毕业之后，他起初加入了自由民主党（FDP），接着由于在移民政策方面存在分歧而主动退出该党，在 2015 年转而投身选择党，而当时正是时任总理默克尔做出开放边境的决定之时。布拉加觉得，正是当时的那个决策让德国社会在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去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布拉加顺利获得了议席。他把胜利归因于选择党的理念与东部选民的核心政治认知十分契合。因为东德有着特殊的历史，所以该地区的选民对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格外敏感，他们对移民问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尤其会质疑移民带来的社会变革。在这些方面，选择党的主张更受选民欢迎。

德国东部地区一直存在人口外流的问题，其人口密度普遍比西部低。并且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在 2022 年底，德国 18 岁至 64 岁的人口约为 5140 万，而在这些人口中，只有 720 万人生活在东部各州（不包括柏林）。东部地区面临着吸引技术工人和外国投资的困难，德国商界也在对这一情况发出警告。

10 年来一直有人向我们传达这样的观点，即德国需要移民去应对各类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是，移民不但没有化解这些问题，反倒让问题愈发严重。布拉加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布拉加指出了移民所带来的安全隐患，这是选择党政策获得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年以来，连续发生了两起由阿富汗人发起的袭击事件。1 月 22 日，在阿沙芬堡市中心发生了持刀袭击幼儿的事件，导致 2 人死亡、2 人受伤。2 月 15 日，在慕尼黑发生了汽车冲撞人群的事件，造成 2 人死亡、37 人受伤。

布拉加围绕移民话题谈了很多，他立场鲜明。最后他特别强调：“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反对移民的政党。”他认为需要的是满足资格要求的移民。他试图弱化外界给选择党贴上的“反移民”标签。

在中间道路渐进式调整

德国继续接收移民，压力会不断增加。在某个特定时刻，人们会对这种情况感到无法忍受。而这将是德国选择党的关键时刻。蕾妮·施普林格在东德地区长大，2015 年从社民党转投选择党，她对澎湃新闻表示，她坚信再过四年，德国会有一位来自选择党的总理。

弗里德里希对选择党的兴起感到忧虑。他觉得德国的政治现状正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他对当下的主流政党感到失望，期望带来各种形式的改变，就如同一种反抗。从外界的视角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建制派势力的壮大。

显然，德国主流政党察觉到了选民的需求，并且在经济问题上不再保持“傲慢”的态度。联盟党以往一直坚持“债务刹车”的主张，然而默茨在选举前表示，愿意对各种融资方案进行考虑，目的是填补不断上涨的国防开支，这显示出他愿意放松财政方面的限制，而这种做法是中左翼政党所倾向的。

在移民事宜方面，默茨迈出了“危险的一步”。1 月的民调表明，德国有 65%的民众觉得应该减少接收难民，即便他们更期望依托欧洲来构建解决方案。阿莎芬堡事件发生后的两天，默茨宣称将会向联邦议院递交一项对移民进行限制的议案，要求在边境把更多的寻求庇护者遣送回去。1 月 29 日的联邦议会进行投票。在此次投票中，议案在选择党的支持下得以通过。该议案虽尚不具备法律效力，然而却冲破了德国主流政治中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防火墙”机制。

联盟党的行为遭到了公众和政界的指责，有一些人把这种情况与纳粹党在主流政党缺乏团结时夺取政权进行了类比。即便是退休后很少对政治进行评论的前总理默克尔，也批评了默茨的决定，称其是“错误的”。然而，默茨依然强调这项议案对于德国的安全是有必要的，并且否认了有与选择党合作的任何意图。

施普林格觉得，主流政党延续了默克尔的政策。这些政党没打算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只是在大选前不久改变了态度。之后一切会恢复原样。

与此同时，选择党在努力摆脱自身政治形象的极端化。在此次大选的竞选纲领文件里提出，要推行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恢复传统能源供应以减少能源成本，降低社会住房成本等政治诉求。

弗里德里希承认各个政党都存在一些好的想法。他一直支持绿党，认为绿党能够为新产业和新机遇开启大门。同时，鉴于孩子的未来，绿党占优势的环保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对于现实问题，像昂贵的电价，他不确定绿党能否在短期内提出应对方案。

2 月 24 日公布的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绿党以 11.6%的得票率位居第四，而四年前其最佳战绩为 14.8%，此次不敌。实际上，中左翼的绿党在此次大选中把减轻民众生活成本当作核心议题，对选民关切做出响应，尝试推行务实温和的政策，为与其他政党结盟留出了余地，它能否具备平衡中间派政治路线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中间派受到了削弱。

过去几年中，德国的政治话语呈现出更加激进的态势。索菲亚可以察觉到氛围的转变。以往，德国的主要政党一直沿着相对稳定的政策方向轮流执政。然而今年情况有所不同，经济低迷所带来的失落感、气候变化所蕴含的风险、物价上扬所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待移民时的纠结情绪，这些种种问题将整个国家分割开来。

索菲亚面带笑容地表示，她很庆幸自己并非政治家，因为要找到能够平衡各方的解决方案实在是太难了。然而，她对未来依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她说道：“尽管变化的进程可能会较为缓慢，但是德国始终会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调整，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能够适应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