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居家办公数月，反思办公模式及办公室起源变迁？

身为一个被准许且惯于在家上班的人，我已有数月未曾踏入办公室，这创下了新的记录。窗外球场传来的人声，京剧以及红歌，这些灌木丛无法阻挡的声音，成了办公日常的背景音乐。

我身为居家办公典型的践行者，若不是此次疫情，实在很难让我针对自身工作模式去进行任何反思，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行，究竟有什么缘由非得前往办公室呢？

最早被西方建筑历史学家认可的办公建筑，是美第奇家族于1581年所建的乌菲齐宫（Uffizi） ，这意味着人们开始在特定的地方开启工作历程，不管是基于效率考量，还是因往来便利亦或是出于“看起来更为专业”的缘由而产生的想法，办公室变成了专门用于“办公”的特定场地，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工业城市里，商业办公楼大量涌现，集中工作的模式得以进一步确立，整齐且划一的办公桌或者隔间，不但使得空间看上去有条不紊，而且还以泰勒管理思想为核心准则，对每个人的行为以及关系进行规范 。

由Frank Lloyd Wright进行设计的拉金大厦，其来源是buffalohistory.com 。

拉金大厦之中庭，处于1906年，其来源是《布法罗历史公报》 。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每日往返，往返于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生活节奏不再因循自然规律，如同精准运行的机器一般，办公室里的打卡机是切换心理状态的开关，它发出配置时间和注意力的强大指令，与此同时，它将人的生活从空间和精神上分割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工作生活和私人生活。

其剧照，是电影The Crowd的剧照，该电影由King Vidor导演，于1928年产生，来源为sensesofcinema.com 。

在工业社会的“白领工厂”之中，工作模式的设计是为效率而服务的，经济内在的动能致使这种效率导向日益严重，甚至一度因过度排挤人的幸福与尊严而被指责为“异化”的根源 。

回归家庭工作，看似与工业社会发展自定义方向不吻合，所以仅在某些角落或群体中偶然现身 ，二战后美国家庭主妇为贴补家用，向邻居推销特百惠产品时兼顾家庭责任 ，20世纪末，散居在纽约、伦敦和巴黎的艺术家 、工艺师回归中世纪传统在家工作 ，可能只是为省去工作室高昂租金 。

小型化计算机出现了，数字通讯技术出现了，居家工作才成为大众可能的选择。现代意义的远程办公在1979年出现了。为减缓主机拥堵问题，IBM在Santa Teresa实验室启动了一项超前于时代的远程办公试验，终端机被放置在员工家中。到2007年，这家公司远程员工比例增长到了40%。

倘若表示起始于乌菲齐美术馆的历经数百年的办公室历史展现了人类工作方式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那么数字化的远程办公则象征着后现代社会的工作模式。

数字时代的远程办公

信息技术是为人类的沟通以及交流而产生的，随着技术在拉近彼此距离这个方面的表现越发突出，远程办公迎来了白银时代。

就员工个人角度来讲，灵活去选择工作的地点，以及时间，这意味着能够在更为舒适的环境里工作，对工作与照顾家人之间的矛盾予以协调，从而对工作与家庭更好地进行平衡。远程办公，所体现的是工作自主权。有34%的美国人愿意降薪5%去换取这种权力。远程办公同样是年轻一代的偏好。千禧一代以及X世代更愿意把工作当作个人的生活状态，而不是用于换取酬劳的任务。有没有选择权，可不可以从工作中获取快乐，这是人类自工业时代以来的重大心理变化。因此，那快乐指数比起之前高出29%的远程办公模式，自然而然地受到拥护，这之中透出了一线曙光，工作本身所带来的那种恶感以及被异化感将会有所减缓，“我工作我快乐”终于有可能成为发自肺腑的话语。

某些对人性洞察比较敏锐的公司走在了前些位，它们积极去拥抱灵活且多元的办公模式，渐渐弱化对固定工作的刚性需求，在制定更加宽松的远程办公政策方面相互竞争，远程办公友好型公司不但更易于招募人才，还构建了受公众关注的正面形象，在一种类似乌托邦情绪的烘托下，远程办公成了理想型工作文化的代名词。

显然，不是所有企业都看好这种模式。2018年，44%的全球化公司不容许远程办公。就算是在被视作对远程办公更友善的高科技行业里，也是截然不同的状况。2013年2月，雅虎CEO Marissa Mayer给12000名员工下了停止远程办公的最终通牒，一时间议论纷纷。而IBM的极大转变更能展现企业对于远程办公的矛盾态度。2017年，IBM有40%的员工维持远程办公状态已达十年之久，突然，数千员工必须重回办公室，当拥趸引用IBM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的字眼，那就是“远程办公员工工作效率更高，更为忠诚”，这一急转让他们措手不及，从积极推动者到决然自我否定转身，留下的是各种狐疑和猜测。

远程办公最大的遭人诟病之处，是效率处于低下状态。在2014年，美国专利局所做的一项内部调查，为雅虎、IBM的反转提供了相应依据。该调查显示，远程办公的员工常常会谎报工作时长，并且其工作效率令人担忧。尽管有人指出因政府部门做派而导致的问题，不应该由远程办公来承担责任，但是“你在身边我才会安心”这样的心态，仍然让不少管理者对远程办公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公司存在相关政策，也仅有56%的管理者会准许员工进行远程办公。

此外，远程办公存在局限，这局限在于其不利于员工间情感交流与知识交流。这是因为缺乏非正式沟通，所以员工很难获取相互学习促进的机会，也难以通过头脑风暴来激发创意。有一种机制被认为是集中办公模式有助于创新的机制，它就是饮水机效应(Water Cooler Effect)。员工在饮水机旁不经意闲聊，这样做不仅培育了办公室八卦，更是联络感情、迸发创意的有效方法。然而远程办公却剥夺了这样宝贵的机会。再者，远程办公之时，临场感被极大程度削弱，社交线索亦是如此，相互支持之情减弱，鼓励之意降低，分享之事变少，共情之感削减，默契之态不再，一切美好的人际交往都打了折扣。虽我自己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证实社交媒体在情感互动方面能有所助益，然而虚拟茶水间是否能取代真正的饮水机，仍是个未解的问题。

疫情之下的喧嚣

设有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远程办公跟传统工作模式之间的力气较劲，或许还会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接连延续下去 。

疫情蔓延时，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使很多公司根本来不及防范，只好借助远程办公当作应对方法。像IBM等的硅谷科技巨头迅速做出反应，重新启动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的远程办公政策。金融领域也紧接着这么做。摩根大通在最大业务部门即消费者银行业务实施远程办公测试，还有深意地把它的应急方案命名为“肯尼迪计划”。

这场灾难里，远程办公背后的技术以及服务提供商，成了少见的获益者。中国有3亿人集体展开远程办公，估计这使得微信、钉钉们，在倍感基础设施高压之际，还享受着零获客成本情形下用户倍增的狂喜。一个月过后，中国市场的喧嚣，在大洋彼岸也有了回应。美国股市正处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至暗时刻，可提供远程会议服务的科技公司ZOOM，却逆市暴涨超20%。同样，云计算市场也被视作能免受此次疫情的负面影响。存在这样一些人，对那个被Gartner预言有着两千多亿美元规模的市场充满期待，认为其必然会有更为出色的表现，这就如同在2009年整个软件市场呈现出3%收缩态势的状况下，云CRM提供商Salesforce的销售收入却实现了21%的增长。

过去一月Zoom的股价波动 来源：Tradingview

全球公有云服务收入预测 来源：Gartner

在投资领域里，投资者向来都有着独特的敏锐眼光，始终处于一种傲立船头的优越态势，投资机构MKM Partners在适合的时机推出了“宅经济”（Stay at Home）指数，当中自然包含像ZOOM这样属于远程办公概念股范畴的股票 。 。

看似表明的是，技术方面以及金融市场之上存在的喧嚣情况里，2020年春季成为了远程办公迎来黄金时代的那个拐点 。

疫情之后何去何从

当前需求爆发，使远程办公以突破常规的方式，获得了打出全垒打的机会，那究竟是稍纵即逝的烟火，还是未来工作的新常态呢？我们能不能期待，远程办公会带来一场工作文化的深远变革呢？过去三十年的远程办公历程，又能提供哪些经验，让我们在这次突发性应急中更为从容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

在满足人性需求之际保持效率与协同，这是当前此轮挑战赛的圣杯，人作为生产者，其主体性以及个性化要求开始突显，然而这却有可能致使效率降低，以往于集中模式下长期构建而成的管理方式与文化需要进行调适，才能够应对这种分布式变化，沿用集中办公之时的管理模式，或许只会适得其反，没有内在激励，仅仅靠着远程打卡 难怪员工抱怨“996变成了007，我的手机很‘惊喜’” 。

协同对大规模分布式工作起着关键作用，多数生产活动无法仅靠单一个体来完成，而是要依赖基于大量个体、众多环节经精心设计构建而成的链式体系，每个人都是网络里的节点，个人进行远程办公时，需要其他人员予以协同以及提供支持，物理空间中的分离与大范围的分布，无疑给人类工作的网络协同以及合作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们经历过办公室的短暂远离，或许会从一个更具深度的角度，去理解工作，去理解工作中的自我。

（作者王祎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