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过劳引担忧！职场女性焦虑呈现年轻化趋势

日常事务、家庭责任、人际交往，乃至虚拟空间，都成了现代人压力的主要来源，“压力山大”和“愁肠百结”的抱怨在职场场所接连不断。而身处其中的女性职员，既要处理工作问题，又要兼顾家庭事务，身体和心理都出现了不良状态。统计数据显示，越是年轻一代的女性，在职场中感受到焦虑或抑郁情绪的几率越高，她们的身心健康面临严峻挑战。

身心过劳引担忧，焦虑呈现年轻化

深夜结束工作是常见现象，有时甚至要持续到午夜之后才能返回公司，26岁的孙亚宁目前在北京的一家网络企业任职，她表示自己曾经历过凌晨时段赶去单位加班的经历，途中却遭遇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她认为现在许多人为了事业发展都在过度消耗自己的健康。

许多女性如同孙亚宁，都因繁重的工作任务和“KPI”指标，深陷日复一日的疲惫状态。超长的工作时间，比如“996”乃至“007”模式，让个人可支配的时光变得非常有限，经常熬夜和睡眠不足的情况十分常见。

职业女性普遍感到焦虑，一方面源于工作负荷大，另一方面来自考核和晋升带来的精神负担。互联网行业竞争激烈，企业经营状况波动时容易出现人员调整，这让她们既关注自身工作表现，又忧虑未来职业发展。孙亚宁指出，这种双重压力是许多职场女性焦虑的根源。

值得留意的是，相关调研指出，近些年女性在职场上的忧虑正显现出向低龄群体蔓延的现象。新入职场的“90后”普遍诉说精神与身体承受的负担很重，许多参与调查的人说经常觉得心情不畅、精神萎靡。

90后一代普遍接受了优质教育，他们不只关注薪酬等物质待遇，更看重工作过程中的感受、职业的意义，以及工作性质与个人专业能力、特长是否契合。若工作环境无法给予足够尊重，个人价值难以实现，他们很可能因此感到不安。这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的观点。

隐性歧视仍存，“要生”还是“要升”

应聘时询问个人婚姻状况；准备生育前必须排队等候；孩子出生后却被调换工作地点，这类现象都在促使女性在婚育后自行离开公司，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导致许多女性感到力不从心。

在选拔职员时，我们通常不会向男性了解其婚姻状况和是否已有子女，却会直接向女性询问这些情况。公司更倾向于录用男性以及年纪较轻的女性，认为他们更能承受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也能适应经常需要出差的工作安排。而那些已经结婚并且生育的女性，通常需要兼顾家庭和孩子，因此在职业发展上相对受限。这是前银行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杨佳晓的见解。

怀孕期间如何处理工作？重返工作岗位是否还能兼顾事业与家庭？这些念头总是让我感到不安。杨佳晓这样表示，公司中很多女性对于调休和休年假都十分谨慎，仅有孩子生病、参加家长会等特殊情况才会申请休假，其余时间基本不会轻易请病假。

杨佳晓提及，早先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性同事，在生完孩子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哺乳和照料孩子，导致她无法同时处理好家庭和工作，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多年努力争取到的职位被他人所取代。

权威人士指出，当前职场环境中，女性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婚育对事业发展的影响。女性通常兼顾家庭与工作，承受了更多来自家庭的责任，因此职业上的担忧，实则是工作和家庭双重因素所致。

除了焦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春谊，同时也是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心理讲师培训导师，他提出，现在社会上，体验过焦虑、抑郁情绪的女性数量持续上升，这一现象揭示了社会现实存在着的“三高”问题。

当今社会更迭迅速，我们的社会构造、生活情形、职业性质等都在飞速转变，生活与工作的步调异常紧凑，每个人都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同时信息干扰十分严重，人们常常陷入信息饱和的境地，这种“三高”现象引发了我们身体上的应激反应，进而导致许多女性普遍产生焦虑心理，王春谊对此进行了说明。

生活趣味性有所减弱，自我调节能力有所欠缺，社会支持体验也相对稀少，这种“三低”现象，与当前“三高”的社会现实相呼应，使得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常常难以得到有效排解。

当下，女性群体多数选择独自排解烦忧，或向家人、朋友等亲近之人倾诉，借助专业途径和社会资源来排解压力、减轻焦虑的现象并不普遍。针对这一情况，专业人士提出，一方面要构建更加健全的社会心理服务网络，另一方面也应当全社会更加重视并援助职场中的女性。

从繁衍层面讲，这不仅是个人家庭的事务，还关联到国家的宏观规划。因此，国家必须健全配套措施，在法规层面提供支持，协助家庭与用人单位共同承担育儿开销。

当前，专业人士提议强化社区团体构建，以便为女性提供情绪疏导途径。许琪表示：特别是在都市地区，社区团体的构建能让女性在陌生环境中更便捷高效地获得援助，从而体会到社会关怀。此外，一些自发组织的兴趣团体，亦可成为女性在都市中寻求社会支持的关键渠道。（文中孙亚宁、杨佳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