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颠覆传统认知，交往在云端探讨线上新关系？

网络和手机改变了我们对于个体和彼此连接的很多固有看法，谈论它们给生活带来的作用，我们既感到担忧，又觉得激动。互动经过技术传递，能否保持亲切和专属？人们在虚拟空间中会不诚实吗？通过线上形成的关系是否稳固？数字工具会不会损害我们的其他社交？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使用社交平台时常常思考的困惑。

南希·K.拜厄姆现为微软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她曾经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担任传播学教授，还参与创建了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且担任过该协会的主席职务，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她就开始研究互联网，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传播、新媒体以及粉丝文化等方面。他的作品《交往在云端》融合了理论分析和现实案例，探讨了我们应该怎样运用沟通手段和肢体表达来构建社群和人际网络，又该如何开拓网络上的新联系、保持现实中的老情谊。通过研究社交平台和数字科技的最新动态，南希·K.拜厄姆强调，如今我们对新媒介的审视，与过去对初始通讯方式的评论本质上没有区别。

拜厄姆不认同技术决定论那种直线式的思维模式，而是着眼于用户如何在这些社交平台上重新定义了媒体。依照拜厄姆的说法：人们并未因此止步，也没有满足于单调的社交信号，仅仅从事缺乏情感和关照的传递活动。非但如此，沟通的需求促使人们构思巧妙地运用那些提示，从而得以抒发情绪、参与互动、呈现技艺，进而构筑自我形象、维系人际网络以及界定社群环境。

拜厄姆对于网络中的群体，也没有采纳技术决定论那种直线式的想法，她不觉得虚拟群体就一定能化解美国人“独打保龄球”的难题。她运用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着重研究那些左右线上和线下群体运作的社会因素，例如成员的社会角色、促使线上互动的各种驱动力，还有在如何在线上活动、哪些能力不可或缺这些方面逐渐形成的社会准则。

拜厄姆对于网络里的“自我”持有不同看法，她不认同“虚拟互动必然显得更轻浮”、“网络中的自我必定更爱伪装”这类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她通过引用近年来的多项研究，指出“技术特性确实会作用到自我表达，但无法左右它”。在社交平台上与人互动，技术决定论又遭到拜厄姆教授的反对，缘于"媒介在不同时段、针对不同关系、对各类人群的意义各不相同"。另外，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年龄层次、性别差异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等要素，同样会决定用户运用社交网络的具体模式。

这段文字摘自那本著作的译者前言《社交平台上的互动与构思》，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许可得以发布。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

南希·K. 拜厄姆所写，董晨宇与唐悦哲翻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1月出版

我们先来讲两个故事。

1949年10月，一位33岁的美国作家海莲·汉芙，从报纸上发现了一条旧书买卖的信息，该信息来自伦敦的一家书店，声称他们拥有大量珍贵的古旧书籍，海莲·汉芙虽然生活拮据，但思虑再三，还是决定给书店的掌柜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她这样表达自己的诉求：“先生……我只是一个对古籍情有独钟的贫困作者，在我的居住地，常常难以购得心仪的读物。这里有一份书目，里面记录了我想找却一直找不到的书籍。如果您手头有这些书，而且每本的价格不超过五美元，能否把这封信当作购买订单，然后把书寄给我呢？

汉芙提笔时，完全未曾料到，这封信竟会开启她同书店老板弗兰克·德尔持续二十载的深厚情谊。起初几封书信往来，汉芙对弗兰克·德尔仍以先生相称，但从第五封信起，她便直呼其名，仿佛与相识已久的老友促膝长谈，购书之事反倒变得不再那么关键。有人注意到，德尔曾暗中把信纸上的称谓“汉芙小姐”更换为“亲爱的海莲”，信件末尾署明的日期是1952年2月14日，正值情人节。

汉芙和德尔之间的书信往来，始终未能促成一次会面。等到德尔离世的消息传来，汉芙心中，那个男人依旧只是信件里零星的字句。后来，德尔的家人对这家利润微薄的书店失去了兴趣，汉芙也迟迟不肯回到英国追忆故人，她索性把两人往来的信件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命名为《查令十字街84号》。

《查令十字街84号》电影海报。

我们把时间再向前追溯几百年，来到中国宋朝，讲第二个故事。

宋代传奇小说《流红记》记述过这样一个情节。书生于祐在宫廷外漫步，偶然捡到一片落叶，上面写着四句表达愁绪的诗句：“流水为何如此匆忙，幽深宫院终日空寂。多谢红叶传递情意，愿你顺利回到红尘之中。”这首诗描绘的宫女生活充满了哀愁，于祐读后，内心深受触动，怜惜起那些身不由己的女子，于是另取红叶，题写了两句回应：“早些听闻叶上题写哀怨，这叶上的诗句是寄给谁的？”他将写有回应的红叶放在水面，目送着它缓缓漂向宫墙之内。朋友听闻后，莫不笑他痴情。

于祐多年参加科举考试，始终未能获得功名，于是就去给姓韩的人家当老师。韩家的主人见到于祐为人老实，而且还没有娶妻，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结婚之后，有一天妻子收拾屋子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于祐藏起来的红叶，原来是她在当宫女的时候写的，于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紧接着又拿出了自己当年捡到的红叶，似乎在命运安排下，“才明白红叶是美好的信物”。

假如没有书信往来，汉芙和德尔或许永远无法穿越辽阔的大西洋，在期盼与笔耕的交织中传递着信念的暖意。倘若缺少了枫叶为媒，学子和宫娥又怎能突破禁锢的宫墙，在无形中缔结这段情缘的萌芽？然而，在咱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或许很少有人甘愿忍受漫长等待的折磨，或把际遇交由天命安排，而是倾向于借助书信或枫叶来开启与他人的联系。然而，我们所进行的活动，同汉芙等人的行为，在根本性质上并无不同之处。不妨做一个略带风险的比拟：这些来来回回的书信，难道不正是汉芙与德尔那个时期的电子讯息吗？那些片片飘落的红叶，难道不恰似书生与宫女那个时代的网络漂流瓶吗？

前互联网时代中的社交媒体

这绝非仅限于情感层面的想象。我想说的是，《查令十字街84号》里充满温情的信件，还有《流红记》中蕴含爱意的红叶，以及我们在网络上的亲密对话，或许并无太大差异，至少，它们都属于某种形式的媒介化互动。如此一来，我们难免心生一个困惑，当我们将微信和脸书看作数字传播的革新，称之为“社交媒体”时，对于书信和红叶而言，是否显得有些欠妥呢？或许是因为书信和红叶缺乏社交属性吧？

2015年，一本专注于社交媒体领域的英文学术期刊问世，其名称为《社交媒体+社会》。该刊的负责人齐齐·帕帕奇拉斯（Zizi Papacharissi）在互联网研究领域享有重要地位。然而，她在发刊词里对“社交媒体”这一概念表达了质疑。她说自己第一次接到邀请时，看了这个期刊的名字，就有点犹豫。她很反感“社交网络”这个叫法，一方面它带有言不由衷的意味——仿佛社交网络在社交方面是无可比拟的，另一方面它自身也有语意重复的问题——当我们谈论“社交网络”时，难道不是在暗示，存在其他并非用来“社交”的媒介吗？若从字面来看，无论是《查令十字街84号》里的书信，还是《流红记》中的红叶，其实都可以算作社交网络。回想学生时代，向心仪对象递纸条，其实也是社交互动的一种。如今看来，这和现在使用社交平台已别无二致。只是得益于网络技术的进步，当下人们更倾向于在夜深人静时，通过微信向倾心之人发问：“现在方便吗？”

倘若社交平台仅强调其社交属性，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的探讨范围尚需拓展。谈及人类社交网络的开端，他明确将目光投向了古罗马时代。斯丹迪奇为《经济学人》撰写报道，热衷于运用古今传播手段的对照，剖析当前的社会现象。他创作了多部关于传播技术发展历程的广受欢迎的书籍，其中一部名为《从莎草纸到互联网》（Writing On the Wall）（Standage，2015）。书名中的“Wall”存在双重含义，既指代社交平台上的互动版块，也象征古罗马庞贝遗址的废墟残骸。在庞贝古城，考古工作者发掘出超过一万处古代刻字。涂鸦题材极为多样，有人用其表达爱慕之情，有人借此陈述政治主张，还有人借此公开个人身份认同状况。例如有则涂鸦写着“赛昆杜斯思慕普里玛”，紧随其后，普里玛便留言表示自己也向赛昆杜斯致意。试想一下，这些墙壁上的涂鸦，与我们发在社交平台留言区的互动，究竟有何根本不同之处呢？

依据斯丹迪奇所讲，古罗马人在社交宴饮时，那些涂鸦不过是开胃小菜，他们惯用的社交平台是涂蜡木板和草编纸。涂蜡木板是用木板浸渍蜡质制成，外形与当今的平板设备颇为相仿。这种木板相对笨重，适宜传送简短信息。长途联络时，古罗马人更倾向选用纸莎草，这种材料源自尼罗河畔的草类植物制成，虽然成本较高，却相当轻便，易于搬运。据称，当时的蜡板与纸莎草就是罗马社会的公共信息平台，而那些负责为贵族递送这些物品的仆役，则扮演着类似高速传输的角色，他们把贵族发出的讯息编织成通讯网络。

古罗马时代，有名的辩论家马库斯·西塞罗是个热衷于社交活动的人。他经常和朋友们保持联系，即使没什么重要事情也要问候一下彼此的情况。朋友们收到他的蜡板后，会在空白处进行回复，这不就是现在社交网络上的评论功能吗？如果信件内容特别有意义，收件人还会让仆人将其抄录下来，转送给其他朋友阅读，从而引发更多的讨论，这简直就是分享功能。

从进步的角度看，古时莎草纸和现代微信的功用大相径庭。首先，微信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让身处远方的人们也能即时沟通，达成了古人"海上升明月，天涯若比邻"的美好理想；其次，我们也能观察到，社交平台在演变过程中越来越贴近真实互动：书信能够传递文字信息，通话能够还原声音效果，视频会议则能展现人物形象。现在，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再现环境状况，然而，即便如此，科技的发展不会磨灭人的交往天性，古代罗马人用的蜡板和莎草纸，以及我们今天用的微信、微博，都是满足人际沟通的方式，所以说，在人际交往方面，无论是古罗马人，还是生活在二零一世纪的我们，其实需求相同，没有高低差异。

经典论述指出世间万物循环往复，没有真正崭新的景象。《圣经》亦言，万物皆有其规律。社交网络平台上的互动交流，并非现代社会的独创，这种模式其实自古有之，任何信息传播载体都可视为广义的社交网络。辨别传统书信与即时通讯的差异并不复杂，然而要领会社交网络的核心价值，就必须探究人类社交的本能和需求，认识到书信与微信之间那种不易察觉的传承关系。

让陌生之事变得熟悉

明白社交平台发展隐秘脉络的价值，是让我们跳脱出来，更冷静地审视科技的社会效应，给社交平台去虚化。依照本书作者南希·拜厄姆教授的说法，就是要摆脱乌托邦式与反乌托邦式科技决定思维模式。

纵观人类过往，每当一种全新的社交平台（或更宽泛的交流方式）进入大众视野，人们总会表现出激烈的两极分化态度，要么将其视为灾祸，要么奉为圭臬。大家痛斥王者荣耀、抖音、今日头条将毁掉年轻一代；同时又盛赞人工智能将开创美好明天。这类极端的喜爱与厌恶，在文明进程中屡见不鲜，并且一次次被现实所推翻。我们不妨看看这两句话：第一句谈到一个没有顶棚的学堂，它的围墙环绕整个地球，每个家庭都可作为哈佛的分支；第二句说到新兴科技非凡的用途，会将视觉化的工具和方法融入教学活动，这对全球学子而言，能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吸引人。我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提问，这两段话让他们联想到什么，许多学生回答说，这不就是在谈论网络教学吗？然而实际上，第一段文字是对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评价，第二段文字是对20世纪40年代电视的评述。

关于传播领域的理想化与悲观化构想，还存在诸多佐证，从当前视角审视，这些论断都极易引人发笑：那个十年，众多权威人士断言，互联网将开创一个文化普及的新纪元，独立的个体用户将主导舆论，传统的媒介巨头必将分崩离析。网络将促进民主化进程。全球各地，弱势群体和边缘身份将获得支持，促使专制政权垮台，并引发权力格局的变动。网络能缩小世界范围，推动邦国间的沟通和全球层面的认知。美国社会，民众忧虑汽车造成青少年与亲属间的疏远，同时指责读物、图画、影片及电视节目，认为它们会导致青少年心智早熟或沦为犯罪青年。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对于19世纪中期广受欢迎的平价读物，人们也普遍担忧其可能对读者的大脑成长造成不利影响，并且认为这类读物或许会诱发某些人产生反社会的倾向，甚至提升他们犯罪的可能性。

在学术探讨里，这种理想化与现实化两种思维模式并不少见，学者们常对此进行分析。1980年代，研究工作者根据信息传递的即时性、交流途径的多样性、语言表达的丰富度以及情感表达的准确性这四个方面，把传播工具划分为资源匮乏型和资源丰富型。这种分类是为了借助不同工具在资源上的差异，明确它们各自适合的应用场景。某些调查指出，简略的媒介更利于发布实用性内容，而丰富的媒介则更适宜传递较为繁复的信息。譬如，我能够借助通讯软件和同伴商定会面的时刻与场所，然而彼此间的情感联络，仍需借助当面的交流来深化和维系。因此，我们仿佛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社交平台上的人际互动，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社交平台上的人际联系，也常常显得比较浅显和不够深入，这种情况有点像是雪莉·特克尔所说的“集体式寂寞”。

然而，核心所在在于，技术并非能够完全左右人们的操作方式，它或许能够设定行为的初始阶段，却无法决定行为的最终阶段，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整体进程中，人类进行情感沟通的天性，始终是促使“情感弥补”现象产生的根本动力。

情感弥补的首种方式在于标点符号的别出心裁运用，这需要回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九七二年，即阿帕网络落成之后的第三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者斯科特·法尔曼（Scott Fahlman）倡议，由标点符号拼凑而成的 ：-）能够传达愉悦的神情。此类字符符号，实际上就是表情图标的雏形。奇妙的是，这种创新性表现方式看似平常，却能够揭示部分文化上的特点。举例来说，在日本，人们所用的微笑符号是在平直的口型上方画上两道弯弯的眼睛（^_^），这体现出的正是日本人在公开场合不宜随意抒发情绪的规矩。由此可见，重视通过眼部来传达情感的文化倾向，在微笑符号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在中介化沟通里，标点符号被赋予了不同含义。省略号在中介化传播时，更多表示犹豫，而不是像书面文字那样表示省略内容。

其次是文字的创意性使用。拜厄姆教授在此书中提及一则事例，在英语圈里，若要说明自己事务繁多，可直白表述为“我非常忙碌”。但倘若当事人欲在沟通互动时突出个人感受，便能够将副词进行大小写转换（我极其忙碌），或改变副词的构造（我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忙碌），抑或重复地、非正式地增加标点（我非常忙碌))))))).在中国语言文化里，人们也会借助文字符号、字母标记以及数字序列来抒发内心感受。譬如说，几年前青少年群体中常将“你是否愚蠢”转化为“你四不四傻”，以此形成一种并无恶意的戏谑性交流方式。

另外存在一种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情感表达手法，被称作“视觉方言”。这种手法指的是有意识地采用非规范的书写形式，目的是再现文字的发音特征及地域性差异。在英文语境下，这种表现形式具体分为词汇视觉方言和声音视觉方言两种类型。例如，把k当作ok的简写，gonna代表going to都属于文字视觉方言；而hmmm……（呃呃呃，表达迟疑），hahaha（哈哈哈）则属于声响视觉方言。这种网络上的“方言”能够加强彼此的亲近感，有助于形成文化归属的认同感。黑人用户在推特上经常运用一种被称为“黑人推特”的特定语言形式，用以体现彼此间的亲近感与熟悉度，比如他们会把“with”换成“wit”，把“trying to”缩写成“tryna”，把“your”说成“you”，并且在形容词后面加上“ass”来增强表达的情感强度，像“stupid ass”这样的用法就很常见。

让熟悉之事变得陌生

提及“使陌生事物变得熟悉”，意在表达这样一个看法：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学术探讨者，在接触新式媒体时，应当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进行审视，这样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它的深层价值。换言之，只有当资本过度炒作的现象逐渐消退，一种新媒体转变为日常可见的存在，我们才能对它的社会影响形成更为理智的评估和认识。丹尼尔·米勒的这番论述有力地印证了那种由狂热引发的狭隘看法：每当一种新型传播媒介问世，总会涌现出如出一辙的论调。譬如，菲律宾的EDSA革命促使总统下台，就被归因于无线通讯设备的普及，理由是民众借助短信息来组织政治行动。然而，更为理性的审视揭示，这种媒介的作用被过分美化了。当今之世，多数人已不再视手机在政治领域有颠覆性作用，部分缘由是人们的关注点已转向社交平台。

使原本不为人知的事物逐渐变得亲切，这是社交平台研究者必须完成的一项“去神秘化”；与此相对，让原本常见的事物重新引发好奇，也是社交平台研究者需要进行的另一项任务。社会学家克莉丝汀·海恩有一个观点颇为引人注意，由于社交媒体在我们生活中极为普遍，普通人很容易就此产生看法，这就造成了一种“庸常化”的隐患，甚至让人质疑，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是否还值得探究？当前，研究者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把寻常的事物再次突出”（Reforeground the banal）。换言之，就是运用专业的方法工具，将普通平凡的事物，重新放置在突出的位置上，给予它们新的含义与阐释。

说明这个看法，不妨从社交网络研究最根本的术语讲起。如果我们撇开斯坦迪奇对古代罗马的引用，只关注基于网络的社交平台，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交平台呢？这看似是个“浅显”的疑问，因为社交平台就在我们身边。然而，由于这种贴近，我们甚至不想多费心思去探究社交网络到底是什么，甚至一时之间都感到措手不及：“这……恐怕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吧。”那么，不妨把疑问的范围再缩小一些：推特属于社交网络吗？

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会反对，Twitter属于社交平台，其特点在于用户之间会互相关注。然而，早在2010年，计算机科学界就有一篇论文质疑了这一普遍认知，提出了一个挑战传统观念的学术疑问：Twitter究竟应归类为何种媒体，是社交性质还是新闻属性？三位研究者收集了4100万推特账号的社交网络数据，得出了三个有价值的观察结果。首先，关注者数量突破百万级别的账号仅有四十个，这些要么是像布兰妮·斯皮尔斯一样的名人，要么是《纽约时报》之类的新闻机构，毫无疑问，这些账号几乎从不关注那些已经关注他们的用户。其次，仅有二十二分之一百一的用户关注互动是相互的，同其他社交平台对比，这个比例相当小，例如在照片分享网站Flickr上，相互关注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八。再者，百分之六十七点六的推特用户并未受到他人关注。综合这三个观点，推特的核心用途到底是收集资讯，抑或是维系人际，这本身值得商榷。如果结论所言非虚，Twitter的信息传播作用远超其人际连接作用，那么，它到底算作新闻传播平台还是社交互动平台呢？

一种理解是，依据亨利·詹金斯的论述，我们正处在一种“混合文化”的时期，几乎寻不到一个只专注于单一事务的渠道，换句话说，不能指望Twitter仅仅负责社交互动，也不应阻止Facebook传播资讯，当我们提及社交媒体，实际上面对的是种类繁多的网络服务，它们在功能上的倾向性各不相同。关于这个议题，我们能够从商科领域的探讨中得到有益的见解，比如，简·基茨曼及其合作者的工作揭示了各个社交网络服务渠道的独特性，他们归纳了社交网络系统的七大核心作用，具体涉及信息发布、即时互动、人际维系、自我塑造、意见交流、社群构建以及评价体系。例如，职场社交网站LinkedIn侧重于使用户塑造“个人形象”，位置签到网站Foursquare着重于使用户体验“即时存在”，视频发布网站YouTube着重于使用户实现“内容传播”，社交网站Facebook则着重于使用户维系“人际网络”。这种情形下，社交网络仿佛一把硕大无比的遮蔽物，将那些形态不一且彼此关联不紧密的传播渠道涵盖其中，并且为它们冠以一个看似系统化的称谓：社交网络。

这种做法既让“社交网络”这个概念蕴含着丰富的想象空间，又使得对其进行界定的工作愈发困难重重。当所有这些平台都被笼统地称作社交网络时，随之而来的一个尖锐疑问就是，哪些事物不属于社交网络范畴呢？终究，社交功能已逐步演变为手机软件的必备选项，Apple Watch这类可穿戴装置着重推广互动，促使用户公布个人运动信息，例如你的同伴有那么一位，为了争夺每日行走里程榜首，每天深夜在街道上勉强活动，网易云音乐激励听众将偏爱的乐曲传送至微信平台，使同好得以聆听；不仅如此，本人确曾于网易云音乐软件里通过私信邀约友人共进餐食；就连滴滴顺风车的宣传文案也向乘客宣告“粉红周三，你备短裙，我供和煦”；相关内容因篇幅过长无法在此呈现的留言暂且省略。若将所有具备社交属性的在线平台都称作社交网络，那么，在浩瀚的网络世界中，可能几乎没有其他信息渠道不属于社交网络范畴了。

因此，这个名称常常被频繁滥用。社交媒体正迅速风靡，其影响几乎覆盖了整个网络空间。这或许反映了“知识商业化”的趋势：资本借助社交媒体获利，便不断赋予其新标签，而社交媒体的内涵外延也因此愈发扩张和含混，催生了诸多新词汇。最终，学术思想也沦为了商业售卖的对象。这种商品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几乎触及了所有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成果。

毕竟，这是一个你管邻居借个电钻，都可以称为共享经济的年代。

作者丨董晨宇 唐悦哲

摘编丨吴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