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办公未成主流趋势，疫情后大公司反悔，打工人无奈回归办公室

王焕超腾讯研究院研究员

邓培山腾讯研究院特约作者

今天讨论“远程办公”这个话题，是有些吊诡的。它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了，所以现在来讨论它，就会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在疫情的三年期间，远程办公是一个相当热门的概念，甚至被当作未来工作的主流。有许多正面的声音都在肯定它的好处，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公司也都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很多人预测，即便疫情结束了，远程办公依然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形式。

结果较为明显，远程办公未成为真正的趋势，而是正走向“终结”。

这体现在多方面。之前采用远程办公模式的大公司纷纷改变主意。打工人对远程办公很喜爱，但因为没有决定权，所以不得不回到办公室，并且逐渐不再想起远程办公。远程办公没有成为潮流，只是成为一种管理学概念，因美好而被搁置一边。

大公司的“反叛”

新冠疫情初期，因各地实行隔离政策，原本较为小众的远程办公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流行。据一项数据显示，在 2020 年 5 月这个时间点，有 61.5%的公司职员处于居家办公状态。然而，到了 2023 年之后，随着疫情的结束以及管控的放开，情况出现了转变，一些大公司开始取消远程办公政策，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恢复线下办公模式。

2023 年 5 月，亚马逊公司发出了一封内部邮件。这封邮件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在办公室工作 3 天。亚马逊的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的措辞很严厉。他表示员工必须做好回来工作的准备，不然就将承担相应的后果。

管理层的这一行动，使得 3 万名亚马逊员工组成了“异议联盟”。在这个“异议联盟”中，有 2000 余名员工举行了大罢工。罢工行动的成员在声明中指出，亚马逊自上而下且一刀切的 RTO（重返办公室）指令，破坏了他们所希望实现的多元化、无障碍的未来愿景。

在罢工期间，有多名亚马逊的高管选择离职，接着投身到当时还在实行远程办公的谷歌。然而他们未曾料到，没过多久，谷歌也发生了转变。像亚马逊那样，谷歌规定员工每周至少要回办公室工作 3 天。

这份名单很长且存在“出尔反尔”的情况，其中包括苹果、X（前 Twitter）、迪士尼、星巴克、沃尔玛，还有多家律所、咨询机构、金融机构和汽车制造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有之前声明将采取永久远程办公的公司，比如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Stellantis 在近些年持续提倡远程办公。它大幅减少了线下办公空间，还出售了部分不动产。尤其在 2022 年，它宣布将远程办公定为永久性政策，允许非装配线工人有 70%的时间在家办公。自 2024 年 1 月起，该公司规定工程师每周至少需在办公室工作 3 天。在新车发布期较为紧张时，部分工程师需在办公室工作 6 天。

这份名单里最令人意外的当属远程办公的工具提供商以及视频通讯公司 Zoom ，它要求员工恢复每周至少两天的到岗时间。2023 年 2 月，Zoom 专门发表了支持远程办公的报告。报告表明工作灵活性与薪酬水平几乎同等重要。因为当我们能在想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始工作时，就可以更好地照顾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

宏观层面的调研数据印证了“远程办公正在终结”这一观点。一份报告表明，在 2024 年第一季度，美国那些 10 万美元或以上的工作机会里，远程工作所占比例仅为 9%。并且，灵活时间的工作职位比例下降了 40%。2023 年，毕马威开展了一项针对 1300 多名 CEO 的调研。调研发现，仅有 7%的 CEO 依然坚持认为完全的远程工作会成为常态。同时，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三年内，全体员工应该一周五天完全回到线下岗位。

可以说，这些公司之前对“远程办公”这一工作模式很认可。当下却是“重返办公室”的大旗正盛。结果就是，现在很少有人或组织再提及“远程办公”这个概念。除了几家公司以实验的态度将其纳入“混合办公”范畴外，远程办公，曾被视为未来工作变革的主流趋势，几乎已经结束。

远程办公为什么没有成为趋势？

远程办公相较于传统线下办公，其可能性优势可归为三个层面。其一，在微观层面，能提升个人工作效率，还能降低通勤成本等；其二，在中观层面，可减少公司办公楼宇的租赁成本与运营成本；其三，在宏观层面，能够缓解大城市高房价、交通拥堵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这些优势源自员工工作与生活地点相分离，员工无需进行长距离通勤，能够更自主、更自由地对自己的工作地点和时间进行安排。然而，问题也由此产生。远程办公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将处于办公室这一社会化场所的员工，还原为处于各自生活空间的孤立个体。空间的分隔，使得员工的原子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而导致员工之间的沟通受到阻碍。

另一份研究表明，社交活动以及与其他人的交流能够提升心理机能，尤其能提高认知表现。沟通效率低下会对工作效率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表明，完全进行远程工作会致使平均生产力降低 10%到 20%。

沟通受阻也使得本可能在办公室中诞生的人际链条正在枯萎。

麻省理工的一项研究表明，开始远程工作之后，人们在社会学意义上“弱关系”的形成减少了近四成。对于需要协作的工作而言，个体之间并非像机器系统中的零件那般紧密咬合，而是较为松散的，这需要大量的人际关系来推动。与同事打招呼、闲谈，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弱关系是我们工作网络中的毛细血管，同时也是推进工作的重要润滑剂。

这些弱关系一方面可以营造出良好的职场氛围，能够加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和忠诚度。另一方面，这些弱关系还是工作中创造力的重要来源。在日常工作中的闲聊，往往会孕育出大量创新想法。科技记者 Steve Levin 在《How Remote Work Could Destroy Silicon Vally》这篇文章中提到，很多硅谷的创新是因“机缘巧合”而产生的。许多硅谷的创新来源于“机缘巧合”。硅谷的很多创新是出于“机缘巧合”而出现的。当企业家、创业者、精英和资本在线下空间聚集时，会激发出诸多潜力。或许你在某家咖啡馆与合作伙伴商讨创业计划，此时隔壁桌的客人有可能成为你未来的投资人。创意团队能够进行头脑风暴，从而制定出一个拍摄计划。研发团队也可以妥善地解决一个 Bug。这些都是远程办公无法比拟的重要优势。

空间的隔阂使得这些可能性被抹杀。虽然在线会议软件可以实现远程通讯，但是却不能还原线下交流的临场感。沟通门槛的提升导致员工间“无用的”沟通频次大幅度降低。这种“断联”会带来严重后果，会导致职场断代以及企业文化的丧失。尤其是对于刚步入职场的年轻员工而言，职场生涯早期的经历非常重要，然而远程办公减少了他们面对面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面对面交流有助于职业发展。存在“曝光效应”和“近距离偏见”。“曝光效应”表明人们倾向于被熟悉的事物吸引，熟悉度越高，喜欢程度越高。“近距离偏见”是指管理者更偏爱经常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轻视远程工作员工的成绩，只因不常见到他们。大量研究数据可印证由此带来的结果。

远程办公的“遗产”

远程办公并非新概念。1979 年，IBM 最早提出了“远程办公”这一概念，其目的是缓解总部主机的拥堵状况。IBM 先进行了一个实验，让五位员工在家工作，验证效果良好，随后便开始大力推广远程办公。到 2009 年，约有 40%的 IBM 员工处于远程办公状态，这为 IBM 节省了大量办公空间和成本。

远程办公有一些好处是很明显的。前面我们已经总结过，它在员工个人层面、公司层面以及社会层面等都有正向价值。疫情中经过三年的实践，虽然远程办公没有成为更主流的趋势，但就像疫情带来的众多改变那样，它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工作的想象和对自己生活的想象。

混合办公正成为一个重要选择。今年 7 月，去哪儿发布全员信，称自 7 月 15 日起，员工每周三、周五可灵活选择办公地点，且无需进行审批。另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在 2022 年已实行 3+2 混合办公制度，符合条件的员工每周有一至两天可自行选择办公地点。携程的创始人梁建章在《Nature》上发表了论文，他通过数据证实了混合办公的好处，像员工的满意度得到了提升，离职率也降低了等等。

远程办公给打工人的工作带来了较大的灵活度与自由度。远距离的线下出差不再是必须要选择的，很多时候能够借助像腾讯会议这样的在线会议工具来达成目的。并且这类工具整合 AI 后实现的辅助功能，使得在线会议成为比线下开会更具效率的形式，能够对会议内容进行有效的整理、翻译、录制、沉淀以及要点提炼。这些都已成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行动，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的习惯进行着改变。

一些跨国公司或异地公司而言，远程办公增加了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客户之间相互触达的机会和频次。因为它降低了连接的门槛，使更广泛、高频的远距离触达有了可能。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远程办公并非断连，而是加强了连接。并且远程办公让“边工作、边旅居”的数字游民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些都是远程办公所留下的“遗产”。

很显然，远程办公有其存在的价值。现代公司管理制度尚未完善且未与远程办公相匹配，无法科学衡量员工远程工作效果，这是导致远程办公未成为趋势的原因。缺乏结果导向的评价机制，又对员工缺乏“监视”，这让大多数管理者感到焦虑。大部分管理者认为，员工坐在办公室里，能够按时按点上班并且打卡，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工作，这样的情况比让员工自行安排工作地点和时间更让管理者感到安心。

那些公司加入到远程办公的队伍中，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有些公司甚至宣布将永久远程办公，但随后又急匆匆且一刀切地取消了。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懒政”。或者说，他们原本就没有做好准备。

说到底，远程办公的终结，其实并非因为其他原因，而是它生在了错误的时代。

（感谢腾讯研究院白惠天在本文撰写中提供的帮助。）